中國近代思想簡史

索菲·萊昂納爾

〈北伐中，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中國國民黨開始強調中國社會不能進行無產階級鬥爭，只能進行國民革命。嗣後中國學術界發生中國社會史論戰、中國社會性質爭論。抗戰時，中共在延安宣稱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要走新民主主義道路，即新三民主義階段。大躍進與文革時，中共宣稱要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1979以後，中共又改稱社會主義初階段論，要追求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至21 世紀以來，中國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最強力的推行者之一。請問，參照對比於西方歷史發展的史觀或大趨勢，上述問題種種，它們的根源是甚麼？何以會出現這麼多曲折且複雜的現象？請就中國歷史的演變（特別是中英戰爭（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予以闡明。〉

一、緒論

論及中國近代史之局勢演變與思想發展之始，洋務運動可謂是清廷正式、官方接觸西方思想的開端。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勝，促使清廷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1]」由恭親王奕欣領銜上奏《統籌全局折》展開在洋務運動。曾國藩、李鴻章等促進新政策的實施，引進西方技術、科學，試圖實現現代化改革。但洋務運動意圖通過引進西方技術來維護封建體制，但不願觸及封建制度本身的根本問題，另牽涉清廷政治因素，導致失敗。

公元1898年，清廷宣布實行維新變法。康有為明白要使維新運動取得成功，必須在承認西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框架，使中西文化能夠互相交流和融合。儘管維新運動只持續了短暫的時間，但其影響對於之後的辛亥革命有著深遠的影響。新政開啟民智，維新運動引入了現代思想和知識，孕育革命思潮，維新運動的失敗導致了對封建王朝和傳統體制的不滿，這種不滿成為了辛亥革命的基礎。

辛亥革命爆發，提出了「建立民國」的口號。孫中山將這一口號詮釋為民權主義，並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2]」。孫中山進一步設計了實施民權的進程，從建立國民政府逐步過渡到實行人民主政治，最終實行五權憲法，為中國的民主發展鋪平了道路。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形成於1920年代，主要受到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指導思想影響，力求在國家的各個領域，包括民族、民權、民生等方面，透過軍事統治、訓政、憲政等三個階段的過渡，實現中國的統一、民主和繁榮。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以西方民主社會為典範，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國家實現共和。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開端。它標誌著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結束，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

民國時，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協助中國共產黨建立。馬克思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並將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立以來，其政治主張經歷了多次變化。經過多次失敗後，中共開始參考蘇聯的模式，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即毛澤東思想。在成立的第二年，即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共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共認為國民黨是一個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階級政黨，而自己代表著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兩者存在根本分歧。中共認為國民黨代表著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中共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與當時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存在根本衝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兩黨之間的對立。

國共內戰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共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根本分歧。在當時的中國，民主建設尚未成功，因此任何一個政黨都難以通過選票吸引選民支持，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轉化為國家政策。國共兩黨都有建立自己武裝力量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中央政府被北洋軍閥所掌握。孫中山認識到，如果國民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就難以實現革命。因此，國民黨在重組後，引進了蘇聯的黨指揮槍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透過北伐戰爭，國民黨成功地推翻了北洋政府的統治，並於1928年實現了南北統一。然而，在北伐戰爭的過程中，國共關係逐漸惡化。自1927年的南昌起義開始後，共產黨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試圖奪取政權。從那時起，兩黨各自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國共內戰也因此爆發。

國共內戰後，中國國民黨失去對中國大陸之實際治權，取而代之的是中國共產黨政權。此階段毛澤東開始嘗試在中國推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思想。毛澤東思想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他的領導下，中國進入「毛澤東時代」，全國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革和大躍進政策。大躍進政策試圖通過集體化的農村改革和大規模的農村工業化來推動中國的經濟增長。這一政策導致了一系列問題，包括大規模飢荒，導致數百萬人死亡。此外，文化大革命也是毛澤東時代的一部分，它導致了廣泛的政治迫害和文化破壞。

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上台推動了一系列經濟改革政策，開創了「改革開放」時代。由於市場經濟改革的開放，引進了外國投資和技術，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試圖將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這一時期的政策推動了中國的經濟騰飛，帶來了持續的經濟增長，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鄧小平時代之後，中國的國家領導人江澤民和胡錦濤繼續推動經濟改革。然而此舉與馬克思所設想的共產主義仍相差甚遠，目前中國資本化程度慎高，也就此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思想的更迭輾轉數百年，透過歷史脈絡的疏理，我們能夠更清晰的得知現在的中國意識形態及制度為何如此。

二、中英戰爭以來的歷史背景

「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10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透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砲，英國用大砲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滿清王朝的聲威一遇到不列顛的槍砲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態被打破了，開始建立起聯繫，這些聯繫從那時起就在加州和澳洲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了起來。同時，中國的銀幣──它的血液──也開始流向英屬東印度。」（〈中國革命與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3頁。卡爾·馬克思[3]）

1842年，英國在鴉片戰爭中獲勝，強制將鴉片引入中國。這一舉措引發了中國人對鴉片的成癮問題，許多中國人沉溺其中，這導致大量白銀湧出國門，使清朝的銀庫面臨枯竭的風險。儘管皇帝發布了禁止鴉片貿易的詔書，但由於中國人已經上癮，而且官員中也有人為從販賣鴉片中牟利，這一禁令引起了更為強烈的反抗。與此同時，英國將其工業產品輸入中國，而當時英國正經歷工業革命，其產品具有優勢價格和品質。這對中國的紡織業造成了嚴重競爭，導致許多工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同時，由於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敗，國家不得不付清賠款，這意味著對勞動人民的更多剝削。

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廷不得不承認英法「大砲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4]」洋務運動始於於1861年初，當時留守北京議和的欽差大臣恭親王奕欣，領銜上奏《統籌全局折》。在洋務運動過程中，洋務派主張借助資本主義發展的商業和工業手段來維護清朝的封建統治。自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洋務派在全國范圍內發動了「師夷長技以自強」的現代化運動。而領導者大學士倭仁等頑固派人士，奉行著「立國之道，講求禮義而不是權謀，根本目標在於人心而非技藝」的信念，主張「以忠信為盾甲，以禮義為力櫓」，以對抗外來侵略。頑固派批評洋務派學習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方式是「言辭堅定，卻未能真正自我加強」。頑固派指出，長達二三十年的時間內，由於政府未能有效制敵，官員們僅僅喋喋不休，無法應對實際挑戰，這也導致了庚申之變等事件的發生。洋務派和頑固派之間的爭鬥相當激烈。總理衙門負責推動洋務運動，但洋務派的主要勢力分佈在清朝地方的實權擁有者，如總督和巡撫。慈禧清楚地意識到，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為維護清朝的統治地位，必須仰賴實力強大且受到外國侵略者認可的洋務派。因此，她採取了支持洋務派的臨時策略。

曾國藩、李鴻章等為了促進新政策的實施，選擇在沿海和沿江地區的通商口岸建立了新式機器廠、製造廠、造船廠等設施。隨後，他們在這些通商口岸建立了新式學校、招商局、電報局、礦務局等。這些口岸地區逐漸成為工商業發展的中心，如今日的上海、天津、福州、廣州、南京、漢口等城市，都成為了現代化的工商業繁榮地區，文化也得到了發展。清國是以農業為主要經濟基礎，絕大多數人口是農民。然而，隨著新式工業的崛起，農民逐漸離開田地，轉向工廠工作，以謀生計。他們將農村勞力轉化為工資，進而參與工業生產。為了學習西方的知識和技術，曾國藩、李鴻章等領導人希望中國能夠實現明顯的現代化。他們派遣聰明的年輕人前往歐美國家留學，這些學生學成歸國後，擔任工程師、海軍軍官、教師、翻譯等官職，形成了新一代知識分子。這些被稱為秀才或洋舉人的人，為中國社會注入了新的知識和觀念。模仿西方的方式只推行了短短三十年，卻帶來了新的工廠、機器、海軍、陸軍、鐵路、礦業、學校以及新一代知識分子的涌現。這為中國社會帶來了變革的種子。隨著中日戰爭的結束，各國的資本主義勢力開始進一步滲透，官方與商界合作的工業領域逐漸擴大，使中國的各個領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呈現出向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正是軍事工業的興辦，使中國近代化開始進展。

自強運動為中國帶來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現代成果，這些成果包括現代銀行體系、現代郵政體系、新式教育（新學）、新式軍隊（滿清新軍）、新思想（共和）、鐵路、重工業（礦山鐵廠）等。這些成就不僅在當時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積極影響，而且對後代的社會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也起到了關鍵作用。自強運動推動了文化交流、商務往來和科學技術的進步，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洋務運動時期建立的機構和體系至今仍然存在，例如郵政系統、電信系統、鐵路系統、招商局、江南造船廠、交通銀行等，它們承襲並延續了晚清時期的現代化遺產，為現代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然而，自強運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歷程。運動持續了三十多年，直到1895年的甲午戰爭爆發。在這場戰爭中，清廷不敵日本，北洋艦隊覆沒，自強運動的主要成果受到了嚴重打擊，最終結束並宣告失敗。李鴻章在晚年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感嘆地指出：「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5]」

洋務運動以「師夷長技以自強」為口號，試圖實現現代化改革，但在國際情勢下，面對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無論是外交手段、經濟制裁還是政治干預，洋務運動都受到了多方面的干擾和破壞。這些外部因素使洋務運動面臨極大的挑戰，加大了其失敗的風險。然而，洋務運動本身也存在內在問題。正如之前提到的，其主要目標是穩固封建統治，而非真正的現代化改革。洋務派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意圖通過引進西方技術來維護封建體制，但不願觸及封建制度本身的根本問題。這使得洋務運動內部存在著困難的矛盾，因為其基本目標並未真正適應當時中國社會的需求。此外，洋務派內部也存在組織和領導不足的問題。整個運動缺乏一個統一且有力的領導核心，其力量分散且有限。洋務派官員的現代教育和培訓相對不足，並未深刻理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制度和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他們過分強調技術引進，而忽視了對封建剝削制度的深刻改革，試圖將西方技術套用到中國的封建體制之中。這種基本的誤判和錯誤方向導致了洋務運動的失敗。

斯塔夫里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認為：「洋務運動的失敗是註定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而在當時大量的保守士大夫使洋務運動不可能進行全面的西方化，因而註定失敗。[6]」

甲午戰爭的失敗以及《馬關條約》的簽訂，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也使中國陷入了面臨外部勢力分割和剝削的危機。與此同時，以康有爲、梁啓超等維新派知識分子為首的團體開始發起變法圖強的維新運動，這一運動被稱為戊戌維新。他們意識到單純的「師夷之長」不足以應對「制夷」的挑戰，因此他們將焦點轉向內在思想和文化的改革。根據梁啓超的說法，近代中國的變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從技術（西技）到文化（西學），再到政治（西法）。維新派認為文化和思想的變革必須優先於政治改革。只有通過打破文化的隔閡，才能為政治變革鋪平道路。這一思想反映了當時維新派的策略，他們希望透過引進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為中國的現代化和政治改革奠定基礎。戊戌維新運動成為了當時中國現代化運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代表著中國智識界對當時局勢的積極回應。康有為於《上清帝第六書》所述：「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此如巳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車，未有不病暍而淪胥者也。大學言：『日新又新』。孟子稱：『新子之國』。論語：『孝子毋改父道，不過三年』。然則三年之後，必改可知。夫物新則壯，舊則老！新則鮮，舊則腐；新則活，舊則板；新則通，舊則滯：物之理也。法既積久，弊必叢生，故無百年不變之法。況今茲之法，皆漢唐元明之敝政，何嘗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嘗有絲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於祖宗之法，固已誣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於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與稍變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輕，殆不待辨矣。雖然，欲變法矣，而國是未定，衆論不一，何從而能舍舊圖新哉？[7]」（應詔統籌全局摺《上清帝第六書》，康有為）

康有爲等人深刻明白，要使維新運動取得成功，單純地承認西學是不夠的。他們認識到，必須在承認西學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文化框架，使中西文化能夠互相交流和融合。僅僅是西洋技術的外皮套在中國文化骨架上是不足以實現改革成功的。因此，他們強調建立一個能夠兼容中西文化的新框架，這樣的文化基礎才能夠支撐變革的成功。在整個戊戌變法的時期，光緒皇帝多次發布上諭，以中體西用的名義，積極推動各種改革措施。戊戌變法旨在實現三個重要目標，即經濟的富國養民、政治的開明專制和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其中，中體西用在這些目標中占據核心地位，意味著不再僅僅是學習西方的技術以制敵，而是積極追求中國的繁榮和強大。这種新的理念體現了當時對現代化的渴望，並強調中國要實現自身的強大和繁榮，而不僅僅是滿足於跟隨西方。

康有為於《上清帝第六書》又言：「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然後政體備。以我朝論之，皇上則為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為政府，出納王命，然跪對頃刻，未能謀議，但為喉舌之司。未當論思之寄。若部寺督撫，僅為行政之官，譬於手足，但供奔持，豈預謀議。且部臣以守例為職，而以新政與之議，事既違例，勢必反駁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參謀猷哉？近者新政，多下總署，總署但任外交，豈能兼營商務？況員多年老，或兼數差，共議新政，取決俄頃，欲其詳美，勢必不能。若御史為耳目之官，刑曹當司法之寄，百官皆備，而獨無左右謀議之人，專任論思之寄。然而新政之行否，實關軍國之安危。而言者妄稱施行，主者不知別擇，無專司為之討論，無憲法為之著明，浪付有司，聽其抑揚，惡之者駁詰而不行，決之者倉卒而不盡，依違者狐疑而莫定，從之者條書而不詳。是猶范人之形，有頭目手足口舌身體，而獨無心思，必至冥行蹢埴，顛倒狂瞀而後已。以此而求新政之能行，豈可得哉？故制度局之設，尤為變法之原也。然今之部寺，率皆守舊之官，驟與改革，勢實難行，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一曰法律局。外人來者，自治其民，不與我平等之權利，實為非常之國恥。彼以我刑律太重而法規不同故也。今宜采羅馬及英美德法日本之律，重定施行，不能驟行內地，亦當先行於通商各口。其民法、民律、商法、市則、舶則、訟律、軍律、國際公法，西人皆極詳明，既不能閉關絕市，則通商交際勢不能不概予通行。然既無律法，吏民無所率從，必致更滋百弊。且各種新法，皆我所夙無、而事勢所宜，可補我所未備。故宜有專司，採定各律，以定率從。二曰度支局。我國地比歐洲，人數倍之，然患貧實甚，所入乃下等於智利希臘小國，無理財之政故也。西人新法，紙幣、銀行、印稅、證券、訟紙、信紙、煙酒稅、礦產、山林、公債，皆致萬萬，多我所無，宜開新局專任之。三曰學校局。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若海、陸、醫、律、師範各學，編譯西書，分定課級，非禮部所能辦，宜立局而責成焉。四曰農局。舉國之農田、山林、水產、畜牧，料量其土宜，請求其進步改良焉。五曰工局。司舉國之製造機器美術，特許其新制而鼓厲之，其船舶、市場、新造之橋樑、堤岸、道路成屬焉。六曰商局。舉國之商務、商學、商會、商情、商貨、商律，專任請求激厲之。七曰鐵路局。舉國之應修鐵路，繪圖、定例權限咸屬焉。八曰郵政局。舉國皆行郵政以通信，命各省府縣鄉，咸立分局，並電線屬焉。九曰礦務局。舉國之礦產、礦稅、礦學屬焉。十曰游會局。凡舉國各政會、學會、教會、遊歷、遊學各會，司其政律而鼓舞之。十一曰陸軍局。選編國民為兵，而司其教練。十二曰海軍局。治鐵艦練軍之事。十二局設，庶政可得而舉矣。然國政之立，皆以為民，民政不舉，等於具文而已。[8]」（應詔統籌全局摺《上清帝第六書》，康有為）。

康有為、梁啓超等人主要強調了中體西用的觀念，他們的理論注重文化教育，充滿了思想自由和文化交流的精神。相對而言，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觀點主要從政治角度出發，旨在通過這一口號影響清廷的改革和統治，以實現自強自立的目標。在張之洞的時代，中體西用的主要焦點是學習西方科技，專注於強化外部技術；然而，在康有爲的中體西用理念中，更強調學習西方政治體制，並倡導文化交流的開放，企圖通過內在思想的改革實現全面的國家富強和人民強大。

公元1898年，清廷宣布實行維新變法，這一變革歷時僅103日，即告結束，被稱為「百日維新」，又稱為「戊戌變法」。儘管維新運動只持續了短暫的時間，但其影響對於之後的辛亥革命有著深遠的影響。維新運動之所以失敗，除了慈禧的保全與扞格，還有袁世凱的變節。另也因為變法預備不足和急功近利：變法的籌劃和實行過於急功近利，缺乏充分的準備，這導致了實施上的困難和阻力。更缺乏具有足夠聲望和政治支持的大臣，這削弱了他們在宮廷內的地位。

然而，維新運動對辛亥革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新政開啟民智，維新運動引入了現代思想和知識，促進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和教育改革，開啟了民眾的思想，激發了他們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也孕育革命思潮，維新運動的失敗導致了對封建王朝和傳統體制的不滿，這種不滿成為了辛亥革命的基礎，促使了革命思想的興起，最終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標誌著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轉變。

三、辛亥革命與三民主義

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清朝統治者沈浸在「康乾盛世」的虛幻繁榮中，自我膨脹成「天朝上國」的夢想，自大自傲，並對外關閉國門，拒絕與外界接觸。鴉片戰爭爆發後的兩年，即1840年，當時的清朝最高統治者，道光帝，甚至不知道英國位於何方。與此同時，英國和西方世界已經開始經歷以紡織技術和蒸汽動力為代表的工業革命。到了1840年前後，英國已經率先完成了這場革命，並在經濟和技術上取得了巨大的領先優勢。除了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滯後，中國當時在政治體制、文化教育、思想觀念等各方面也明顯落後於西方。英國於1640年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建立了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積極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並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相對之下，當時的中國仍處於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整個社會處於停滯狀態。然而，清政府對於自身的落後狀況和來自外界的威脅漠不關心，甚至無法警覺到危機的存在。辛亥革命的爆發，雖然受到了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者的長期籌備，但更是百年來政治危機、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逐步累積的結果。它是一次錯綜複雜的政治危機、民族危機和社會矛盾爆發的總和，也是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改革與改良運動失敗後，中國緊急尋求新出路的一次嶄新嘗試。

辛亥革命的來臨標誌著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嶄新起點。民族共同體是實現民族復興偉業的先決條件，它是經過長期的歷史發展逐步形成的，具有高度認同、命運相關、共同利益的民族群體。不同的民族在形成共同體的過程中有著各自的特點，而中華民族共同體展現出了「多元一體」的特性。這里的「一體」指的是趨勢和結果，而「多元」則是一體化過程中的基礎和現實情況。在辛亥革命之際，包括維新派和革命派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將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提升到了一個嶄新的層次。孫中山率先喊出了「振興中華」的口號，主張「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即使是激進的革命派也主張「民族主義之大目的，在統一全族以立國[8]」（余一：《民族主義論》，《浙江潮》第3期）。因此，早在革命理論准備階段，革命派就已經開啟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與政治建構。

革命派的民族主義主張中華民族共同體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無高低貴賤之分，「滿洲政府既倒之後，凡漢、滿、蒙、苗諸族，同受治於共和政治之下，同享有平等之權利，滿、蒙諸族其有抱負不凡者，起而為中華民國之總統可也[9]」（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1冊，第25頁）。孫中山先生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明確宣佈，「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10]」。《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11]」，奠定了「五族共和」的法律基礎。1936年，國民政府宣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規定，「中華民國各民族均為中華國族之構成分子，一律平等」。1946年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重申，「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12]」（《中華民國憲法》，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

孫中山和其他知識分子開始提出反封建主義的觀點，並提出了民權主義的基本內容。民權主義的核心內容包括揭露和批評封建專制統治，強調封建制度剝奪了人權，並認為唯有通過「國民革命」的方式，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立憲」的共和制度，才能結束封建主義對社會的嚴重控制。孫中山強調，國家的主權應歸屬於全體國民，並且所有國民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不論其種族、階級、宗教信仰。這一思想確保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並賦予人民參與政治的權利，如請願、訴訟、選舉以及被選舉等。為了實現「主權在民」的原則，孫中山將民權主義的核心思想具體化為法律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這一法律確定了國家的主權歸屬於全體國民，並且強調國民的平等，無論其背景如何。《臨時約法》確立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同時也明確了人民的責任，如納稅和服兵役。這一法律標誌著民權主義的實踐，並表明政府應該為人民的利益服務。此外，為了防止個人專制和「君主專制政體」的再度出現，孫中山提出了五權憲法的概念，將政府的權力劃分為五個部分，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試和監察權。五權憲法確保政府的權力分散，並強調官員必須經過考試，選擇具備資質的人才。這一制度確保政府的公正和透明，並使官員成為人民的公僕，而非特殊階級。

民生方面，尤其在土地問題上，孫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權」的概念，即將土地國有，並核定土地價格。根據這一方案，現有的土地價值仍然歸原主所有，但革命後土地價值的增加將歸國家，以供國民共享。這一方法的實施旨在防止土地壟斷，同時也能讓國家獲得更多資源，以促進社會的發展。在資本問題上，孫中山認為「實業主義對中國是必要的」，並提出了一個名為「實業計劃」的宏偉藍圖，用以發展社會經濟。他主張節制資本，並發展國有經濟，即將那些「不能委託給個人或對競爭性產生獨佔性影響」的大型實業（如鐵路、電力、水利等）歸國有，這樣可以防止資本家的壟斷，同時也能利用全國的資源，促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民生主義反映了孫中山對社會經濟問題的深刻關懷，並提出了具體的政策建議，旨在解決中國社會的貧困和不平等。這一思想表達了對現代化和社會經濟改進的渴望，並為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方向。民生主義的思想成為三民主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開端。它標誌著封建君主專制統治的結束，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辛亥革命的核心理念反映在同盟會的十六字綱領中，其中提出了「建立民國」的口號。孫中山將這一口號詮釋為民權主義，並強調「國家之本，在於人民[13]」。《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是由中華人民組織的，國家主權歸於國民全體。此外，《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還確保了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以及請願、訴訟、選舉和被選舉等權利。這些舉措代表了民權主義的深化和發展。孫中山進一步設計了實施民權的進程，從建立國民政府逐步過渡到實行人民主政治，最終實行五權憲法，為中國的民主發展鋪平了道路。

四、北伐與國共內戰時期之國共兩黨思想

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得到了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又名共產國際，成立於1919年3月）的支援。1920年4月，經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遣派維經斯基等人抵達中國。他們相繼在北京、上海與李大釗和陳獨秀會晤，討論建立共產黨的議題，並協助籌備建立工作。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組織誕生於上海。1920年8月，上海的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並選舉陳獨秀擔任書記。這個組織起到了全國建立黨組織的奠基和聯絡中心的作用。同年10月，北京的共產黨組織成立，李大釗擔任書記。1920年秋至1921年春，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等地陸續建立了共產黨的地方組織。此外，中國留學生和僑民中的進步分子在歐洲和日本也建立了共產黨組織。各地的早期共產黨組織主要從事以下幾個方面的活動：首先，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年輕進步份子學習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實際問題。其次，與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展開辯論，幫助一些進步份子明確科學社會主義與其他社會主義派別的區別，最終引導他們走上馬克思主義之路。第三，透過宣傳和組織工會的工作，開始在工人階級中推廣馬克思主義，提高他們的階級意識。最後，建立了青年組織，組織年輕成員學習馬克思主義，參與實際鬥爭，為黨培養後備力量。各地共產黨組織早期的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並將其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為建立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基礎。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該會議起初在上海舉行，最後一天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辦。與會的各地代表包括：李達、李漢俊（上海）、張國燾、劉仁靜（北京）、毛澤東、何叔衡（長沙）、董必武、陳潭秋（武漢）、王盡美、鄧恩銘（濟南）、陳公博（廣州）、週佛海（旅日）。此外，受廣州的陳獨秀派遣，包惠僧也參加了會議。這些代表代表了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和尼科爾斯基也列席了會議。大會確定了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黨的綱領包括「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14]」，「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鬥爭結束[15]」，「消滅資本家私有制[16]」，以及與第三國際聯合。大會討論了實際工作計劃，並決定集中精力領導工人運動，組織工會，並為工人提供教育。大會選舉產生了黨的領導機構——中央局，陳獨秀擔任書記，李達和張國燾分管宣傳和組織工作。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舉行正式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儘管該大會在反動統治下秘密舉行，曾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的騷擾，但在社會上卻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仿佛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然而，從此，一支全新的革命力量在中國大地上燃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成為了統一的、唯一的中國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特別注重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實際問題，並將其應用於鬥爭實踐中。黨逐漸認識到，中國人民所受的主要苦難不僅限於一般資本主義剝削，更重要的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封建軍閥的統治。1922年1月，中國共產黨代表參加了莫斯科舉行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根據列寧有關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的理論，確立中國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擺脫外國的統治，推翻軍閥政權，建立一個民主主義共和國。這為黨當時的革命綱領制定提供了直接指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有12名代表參加，代表著全國195名黨員。在大會上，通過對中國經濟和政治情況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點，並明確指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然而，在當前階段，最低綱領包括打倒軍閥、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中國的真正民主共和國。因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明確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明確民主革命綱領，這一綱領在全國人民面前得到了宣告。

在1924年到1927年之間，一場旨在推翻中國境內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統治的革命運動掀起了中國，通常稱之為「大革命」或「國民革命」。當時，各種革命勢力的實力遠不及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強大。共產黨意識到組建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重要性，因此決定採取積極措施與中國國民黨，由孫中山領導，進行合作。與此同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於1923年1月根據馬林的提議制定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係的決議，這對於促進國共合作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當時的國民黨主要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雖然國民黨經歷多次挫折，實力較弱，並且組織結構複雜。然而，它具有一些不可忽視的優勢。首先，其領袖孫中山在中華民國的建立中享有威望。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在社會上有一定的影響力。其次，國民黨在中國南部建立了一個能夠容納各種革命力量的根據地，擁有一支數萬人的軍隊。最後，孫中山深切意識到，他所領導的革命必須轉變，因此真誠地歡迎共產黨員的參與，也歡迎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建立統一戰線時首選了與國民黨合作。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共產黨於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廣州舉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有30多名代表參加，代表了全國420名黨員。大會正確地評估了孫中山和國民黨的革命立場，決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大會同時明確規定，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黨應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保持獨立性。

隨後，國共合作的步伐大大加快。1923年10月初，應孫中山的邀請，蘇聯代表鮑羅廷抵達廣州，並不久後被聘為政治顧問。國民黨的改組迅速進入實施階段。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主持下在廣州舉行。舉行大會的代表中，有20多名是共產黨員。李大釗被孫中山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大會通過的宣言重新詮釋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強調對抗帝國主義，民權主義強調民主應當普及給「一般平民」，而民生主義則提倡「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這個新三民主義的政綱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綱領基本一致，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實際上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大會選舉產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共產黨員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約佔總數的四分之一。儘管國民黨內部情勢相當複雜，但它已經開始成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

全國大革命的高潮始於1925年的五卅運動。5月15日，上海內外棉七廠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遭到日本資本家槍殺。5月28日，中共中央決定於30日在租界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活動。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學生在街頭宣傳和示威遊行，而租界的英國巡捕在南京路上突然開槍，打死了13人，傷者數不勝數。此後的幾天，類似的事件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屢次發生，英國、日本等國的軍警開槍殺害中國人。這些事件引發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導致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和商人罷市等抗議運動。全國各地約有1700萬人參與了這場運動，從大城市到偏遠鄉村，人們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口號。
五卅慘案的消息傳到南方，引發了25萬人參與的規模宏大的省港大罷工。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成立了省港罷工委員會，並由共產黨員蘇兆徵擔任委員長，負責處理罷工相關事務，並對香港實施封鎖。在廣州革命政府的支持下，省港大罷工持續了長達十六個月的時間，有組織的罷工工人成為廣州革命政府的堅實支柱。

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五卅運動過程中取得了顯著的發展。到了1925年底，黨員人數增加到一萬，一些原本沒有黨組織的地區建立起了黨的組織。五卅運動的蓬勃發展促使國民政府於1925年7月1日在廣州成立，汪精衛當選為主席，鮑羅廷被聘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成立後，將黃埔軍校軍和駐廣東的粵軍、湘軍、滇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的六個軍，總人數達8.5萬。共產黨員周恩來等人負責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工作。在這個過程中，國共兩黨通力合作，通過兩次東徵和南徵，消滅了陳炯明部和鄧本殷部等軍閥，並平息了滇軍、桂軍在廣州的叛亂，統一了廣東革命根據地，為反對北洋軍閥打下了可靠的後方基地。

隨著革命運動的快速發展，國民黨右派加強了對共產黨的打壓，蔣介石的權力地位也逐漸增強。在國共關係日益複雜化的背景下，共產國際要求中共中央與國民黨新右派妥協退讓，否則將導致國共關係破裂。這一要求在黨內獲得了廣泛支持，最終共產黨員被迫退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此後，蔣介石的地位進一步增強，最終成為掌握最高權力的人物。雖然蔣介石的立場轉向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但他還需要共產黨和蘇聯的支持，因此並未立即與共產黨公開分道揚鑣。這一時期也是北伐戰爭即將爆發的時刻，蔣介石的軍事指揮權主要掌握在他手中，但革命情勢卻同時充滿著危機。

北伐戰爭的主要目標是打擊受到帝國主義支持的北洋軍閥，其中主要包括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派別，總兵力達到70萬人。國民革命軍在這個時刻，除了原有的6個軍之外，還新增了第七軍和第八軍，總共約10萬人。鑒於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國民革命軍根據以加倫為首的蘇聯軍事顧問的建議，制定了一項集中兵力、分割擊敵的戰略方針。根據這一戰略，1926年5月，國民革命軍的先頭部隊進入湖南。正式的北伐戰爭於7月9日啟動。在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北伐軍取得了迅猛的勝利。到了9月6日和7日，兩湖戰區的北伐軍分別佔領漢陽和漢口。10月10日，他們攻下已被圍困一個月以上的武昌，完全擊敗吳佩孚的主力部隊。江西戰場的北伐軍也在11月初歼灭了孫傳芳的主力，佔領了九江和南昌。在福建地區，12月中旬，他們順利佔領福州，而北方的馮玉祥部隊於9月17日在綏遠五原宣告誓師，向南推進。到了11月，國民軍聯軍已經控制了陝西、甘肅等省。到了1926年底，國民革命軍已經控制了除江蘇、浙江、安徽之外的所有南部省份。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聯軍也控制了西北地區，準備越過潼關，協助北伐軍。北伐戰爭的勝利局勢已經不可逆轉。

北伐戰爭的快速勝利得益於國共合作。儘管在北伐過程中存在矛盾，但國共兩黨仍然能夠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敵人。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在戰鬥中表現出非常英勇，發揮了領頭作用。共產黨員葉挺領導的獨立團被譽為「鐵軍」，是第四軍中英勇的部隊。共產黨人在政治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稱讚的成就，使北伐軍的許多指戰員充滿革命精神，具有明確的革命目標，不怕犧牲，勇敢作戰。此外，他們還在動員工農群眾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確保北伐軍在所到之處都獲得了工人、農民和其他革命群眾的直接支持。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和物資援助對北伐戰爭的成功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北伐戰爭的成功，工農運動也迅速興起，規模空前。在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大片農村中，革命風暴肆虐，農民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和武裝部隊，推翻了數千年的封建特權和地主壞紳，實現了「一切權力歸農會」的理想，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農村大革命。城市中，工人在工會組織的領導下，效仿省港大罷工，組織了武裝的糾察隊。一些城市爆發了罷工浪潮，大多數都取得了勝利。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的工人兩次發動武裝起義，儘管失敗，但在革命群眾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群眾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蓬勃展開，推動國民政府取締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

然而，雖然北伐戰爭成功推進，工農運動高漲，但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並未減緩。蔣介石積極加強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急劇擴張。帝國主義列強認為蔣介石等勢力同樣是反對共產主義的，開始與他們接觸。許多原本屬於北洋軍閥或地方軍閥的軍隊紛紛接受了蔣介石的改編，一大批政客和官僚也紛紛投靠蔣介石。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的反共立場變得明顯。他提議將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遷到北伐軍總司令部所在的南昌，以實現對其直接的控制。在他的指導下，一些地區發生了嚴重事件，包括共產黨人的謀殺和總工會、國民黨左派黨部的破壞。南方的革命陣營內部出現分裂，顯示蔣介石右翼集團的公開叛變只是時間問題。

在這個時候，共產黨原本應該並有可能掌握更多的軍隊和一些地方政權，以應對可能的突發事件。然而，中共中央忽略了對軍隊的爭取，過度強調了人民運動。結果，當蔣介石發動突襲時，中共中央不僅在精神上缺乏準備，而且在實際力量對比上難以組織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敗趨勢已經變得明顯。面對革命陣營內部可能分裂的嚴重情況，中共中央於1926年12月13日召開特別會議。陳獨秀提出了防止「軍事政權向右」和「民眾運動向左」的議案。然而，這次會議沒有能夠解決黨內如何生存並堅持鬥爭的問題，反而決定對群眾運動實行更多的壓制，這導致了嚴重的後果。會議結束後，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方針在實際工作中得以貫徹。

毛澤東在1927年初對湖南農民運動進行了32天的調查，並在調查報告中銳利批評了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各種指責，強調了農村革命的偉大意義。瞿秋白等人也對右傾錯誤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批判。在1927年3月21日，當北伐軍接近上海時，陳獨秀、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汪壽華等人組成的特別委員會的領導下，發動了總罷工，隨後轉為武裝起義，由周恩來擔任總指揮。經過30多個小時的戰鬥，他們佔領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地區，並建立了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這場起義的勝利充分展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成功後，駐守在上海南郊的北伐軍開始進入市區。3月24日，北伐軍佔領南京。當天下午，英國和美國軍艦在長江江面巡弋，以保護僑民為名，對南京進行猛烈的炮轟，造成中國軍民嚴重傷亡。南京事件後，蔣介石開始積極拉攏帝國主義列強，加快了對共產黨的打壓。隨後，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等省相繼以「清黨」為名，大規模逮捕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

國共內戰的根本原因在於國共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存在著根本分歧。在當時的中國，民主建設尚未成功，因此任何一個政黨都難以通過選票吸引選民支持，將自己的政治主張轉化為國家政策。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形成於1920年代，主要受到孫中山提出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指導思想影響，力求在國家的各個領域，包括民族、民權、民生等方面，透過軍事統治、訓政、憲政等三個階段的過渡，實現中國的統一、民主和繁榮。其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以西方民主社會為典範，實現政治上的民主，國家實現共和。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建立以來，其政治主張經歷了多次變化。兩黨之間的根本分歧在於土地改革問題。最初，中共主張通過暴力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經過多次失敗後，中共開始參考蘇聯的模式，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即毛澤東思想。在成立的第二年，即1922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共確定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綱領。中共認為國民黨是一個缺乏廣泛群眾基礎的階級政黨，而自己代表著無產階級的政黨，因此兩者存在根本分歧。中共認為國民黨代表著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對象。中共的最終目標是通過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這與當時國民黨的政治主張存在根本衝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兩黨之間的對立。此外，國共兩黨都有建立自己武裝力量的傳統。辛亥革命後，中央政府被北洋軍閥所掌握。孫中山認識到，如果國民黨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就難以實現革命。因此，國民黨在重組後，引進了蘇聯的黨指揮槍模式，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透過北伐戰爭，國民黨成功地推翻了北洋政府的統治，並於1928年實現了南北統一。然而，在北伐戰爭的過程中，國共關係逐漸惡化。自1927年的南昌起義開始後，共產黨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裝力量，試圖奪取政權。從那時起，兩黨各自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國共內戰也因此爆發。

從1947年9月到1948年9月，解放軍開始主動展開攻勢，將國軍逼至東北的幾個孤立城市，同時在中原地區取得優勢地位，對位於華中地區的首都南京形成壓迫。武力優勢逐漸傾向解放軍。1948年秋季，解放軍在東北、華東和華北三個方向發動戰略性的決定性戰役，包括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和平津會戰。解放軍在這三場戰役中獲得全面勝利。國軍總共損失150萬以上的士兵，精銳部隊幾乎全數損失，除西北地區外，長江以北的地區大部分都落入解放軍手中。與此同時，中共開始在北方動員十數萬名幹部南下，準備接管南方政權。儘管戰局對共產黨有利，但在一段時間內，農村的南下幹部動員進展緩慢，甚至出現幹部逃亡的情況，相比之下，城市的失業知識青年更積極地支持共產黨的南下行動。

根據蘇多柏拉托夫在他的回憶錄《特殊使命》中的描述，蘇聯在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和渡江戰役等戰略行動期間，故意製造了「第一次柏林危機」，這是史達林和毛澤東共同商討並實施的重大戰略計劃。他們的目的是轉移美國對中國國共內戰的戰略關注，將美國的援助焦點轉移到歐洲，減少對蔣介石領導的國軍的援助力度。此外，國民政府在1947年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和1948年的立法委員選舉後，開始制定憲法，並由國民大會選舉蔣中正和李宗仁為首任總統和副總統，重新組建了中華民國政府。隨後，政府於1948年9月實施了經濟改革措施，包括金圓券等，以試圖輓回民心。然而，金圓券政策在同年底便告失敗，導致國民政府統治區內通貨膨脹嚴重，經濟混亂。

1949年1月21日，面對軍事和經濟的挫敗，蔣中正下臺，副總統李宗仁接任代總統。李宗仁上任後試圖實現停戰。隨後，國共雙方於北平舉行和平談判，但中華民國政府無法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國內和平協定，因此談判於4月20日宣告破裂。解放軍立即發動渡江戰役，攻佔南京、上海等中國中部大城市，並在接下來的幾個月內奪取了華中和華南大部分地區，而國軍則持續向東南沿海和西南撤退。在同年9月26日，新疆省的國軍部隊背叛。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平（後更名為北京）宣告成立，而中華民國政府則陸續撤退至台灣，最終於同年12月7日抵達台灣。

五、毛澤東思想及新民主主義及共產主義社會的嘗試

毛澤東思想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的羅榮桓在1941年提及，同年，張如新在他的文章「論布爾什維克的教育家」中，也首次使用了「毛澤東的思想」這一詞語。隨後，在1942年，陳毅在一篇文章中確定毛澤東是中共的領袖，並指出毛澤東創立了正確的思想體系。到了1943年7月，劉少奇也強調：「一切幹部，一切黨員，應該用心研究二十二年來中國黨的歷史經驗，應該用心研究與學習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革命及其他方面的學說，應該以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並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來排除黨內的孟塞維主義思想。[17]」同樣在1943年，王稼祥在上海的「解放日報」發表的文章中寫道：「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18]」同年3月，鄧小平在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會議上提出：「更加學習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1945年6月11日，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已經將「毛澤東思想」這一詞語正式列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統一的思想之一，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南。」自此以後，中共正式確定了毛澤東思想的名詞，並逐漸形成了相應的理論體系。

1981年，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對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進行了全面總結，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
二、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
三、關於革命軍隊建設和軍事戰略的理論；
四、關於政策和策略的理論；
五、關於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論；
六、關於黨的建設的理論。
這次全會不僅確認了毛澤東在共產黨中的永恆地位，還深化了毛澤東思想在政治、哲學、軍事、文藝等多個領域的應用，使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更加完備，具有更廣泛的適用性。

新民主主義理論是毛澤東在1930年代後期逐漸形成的一套關於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論述。簡而言之，在實現完全社會主義之前，應該有一個過渡性階段，由共產黨領導，實行「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這個階段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之間，是毛澤東所提倡的「新民主主義」。

王明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構成中國蘇維埃政權底經濟政策的基礎的第三個思想，就是中國革命底前途。即是根據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開於這個問題所給的指示。斯大林同志當時說：「中國將來革命政權的性質，將類似於一九0五年在俄國所說的那種政權，即是工農專政，不過有這樣的區別，就是它主要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權。這將是使中國走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或更正確些說，——走到社會主義發展底過渡政權。因此，中國蘇區經濟政策底第三個基本思想底出發點，就是工農專政是使中國走到非資本主義發展底過渡政權。現畤蘇維埃政權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和可能性來用社會經濟代替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些條件之下，企圖不僅剷除封建制的殘餘，而且剷除資本主義的關係，一定會遭受失敗，一定容易弄到無產階級與中農群眾及獨立手工業者之間關係之破裂。因此，中共中央在經濟政策方面的新決議，關於經濟政策底性質加以明顯的確定。中央指出，現時在蘇區內，資本主義不僅還存留著，而且繼續發展著，因為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經濟，無時無刻不在產生資本主義。？必須明白，我們暫時還不能在中國蘇區內消滅資本主義，而只是準備將來消滅資本主義的一切前提和條件。⋯⋯。[19]」

當時，中共蘇區受到國民政府不斷的圍剿，財政狀況困難。王明之所以在1933年年底提出這樣的見解，以及當時由秦邦憲領導的中共中央之所以下達指示鼓勵商人資本的投資和營業，都是由於無法忽視的情勢。從史達林、王明，再到毛澤東，關於由共產黨領導的這場革命究竟屬於何種性質的根本問題最終得到了確立，這就是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既然新民主主義不等同於社會主義，必須在理論和政策層面解決黨面臨的這種困境。

六、社會主義初階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中國問題專家莫里斯·梅斯納（Maurice Meisner）在他的著作《鄧小平時代》中曾討論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他提到：「儘管官方媒體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宣揚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創新貢獻，但這並非創新。基本上，這涉及到中國發展的思想，在1979年曾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蘇紹智提出了『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概念。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981年後，這一理論成為武裝的基礎。最後，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重新提出了這一思想。[20]」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都曾討論社會主義的階段劃分問題。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共產主義社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社會主義社會，高級階段是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曾設想，從停滯進入高級階段共產主義社會，要經過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民主共和國，民主派將要取得統治，他們將不得不提出一些帶有社會主義特徵的措施；第二個階段是社會共和國，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第三個階段是完全共產主義共和國，來自共產主義。列寧在《馬克思主義論國家》中明確提出，在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之後，將經歷三個發展階段。首先是「長期的陣痛，即由陷入向社會主義過渡」；然後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第三，是「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即共產主義社會」。

列寧曾多次使用「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這個概念，明顯地，他的言下之意是，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社會屬於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在蘇聯的赫魯曉夫時代，官方一直把即將進入共產主義當作宣傳口號。赫魯曉夫曾在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宣佈，到80年代蘇聯人民就可以生活在共產主義下。這一大話破產後，勃勃列日涅夫才把蘇聯的發展階段改稱為發達的社會主義。毛澤東在他的《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中說，從中斷過渡到共產主義，有可能會中斷兩個階段，由停滯到社會主義的階段可以稱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就是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到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經過這個階段，……就可以進入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了。不過他有意暗示進一步的解釋。顯然，把社會主義社會分為不發達和發達的提法早已存在，事實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同義語，所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並不是80年代的新發明。

文化大革命後重新提出了不發達的社會主義。雖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或不發達的社會主義並不是新概念，但在毛澤東時代卻無法公開討論這個問題。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這個問題才再次被提出。由於在毛澤東時代，理論界長期被禁錮，所以，不發達的社會主義被重新提出後，引起了相當大的反對。毛澤東雖然也曾提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概念，但是，他的極左思想和路線呼喚著發展，因此，毛澤東逐漸誘導對社會主義中國過渡時期的理解，從「小過渡」（即向社會主義過渡）改為「大過渡」（即向共產主義過渡）。1961年，他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時，把整個社會主義時期看作是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之前的時期；而在他閱讀改過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更為明確地提出，「在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之前，都屬於從陷入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都是無產階級專政時期。

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問題上，明確認定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一個至少持續百年的漫長歷史時期，所有政策必須以這一國情為基礎，不能脫離實際，不能超越當前階段。在社會主義的核心任務問題上，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發展，消除剝削，減少社會分化，最終實現全面共同富裕。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相對滯後的生產之間的矛盾，必須把發展生產力置於首要位置，將經濟建設置於核心地位，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評估各方面工作的得失，最終取決於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建設必須依賴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的提高。

鄧小平在社會主義的發展動力問題上，強調改革也是一種革命，同樣是解放生產力的手段，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僵化和停滯是沒有出路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經濟成分和分配方式作為補充，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與經濟和政治改革和發展相適應，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為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外部條件問題上，明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爭取有利於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國際環境。實行對外開放是改革和建設不可或缺的，應該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已發達國家所創造的一切先進文明成果，以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封閉只會導致滯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政治保障問題上，強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個基本原則是國家立足之本，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的保障，同時也從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汲取了新的時代內涵。

鄧小平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戰略步驟問題上，提出了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在現代化建設的漫長過程中，應抓住機遇，爭取實現多個發展速度較快且效益較好的階段，每隔幾年上升一個台階。貧困不符合社會主義，但同步富裕是不可能的，必須允許和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人民先富起來，以帶動更多地區和人民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社會主義的領導力量和依靠力量問題上，強調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核心領導力量，黨必須適應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需求，不斷改善和加強對各個領域工作的領導，改善和加強自身建設。執政黨的黨風，與人民群眾的聯繫，是關乎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必須依靠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必須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團結，必須依靠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愛國者和支持國家統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統一戰線。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是社會主義祖國的保衛者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後，繼任的中共領導皆承襲該思想，在國策上並無本質上的變動，直至現今。

七、結論

自19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歷的一系列思想及社會制度的演變，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等重要事件。

自19世紀初，中國逐漸認識到西方國家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優勢。為了迎頭趕上，清朝政府開始實行洋務運動，進行現代化的改革。這一時期的思想變革主要體現在對西方文化和科技的接受上，並導致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社會結構的質疑。1861年開始的洋務運動引入了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工業生產方法，使中國的軍隊和經濟有了顯著改進。

戊戌變法標誌著清朝政府嘗試實行一系列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和教育改革。這一時期的思想變革包括對官僚體系的改革，嘗試建立憲政制度，以及對教育體制的改進。康有為和梁啟超等改革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包括廢止科舉制度，建立新的學制，並提倡民主政治。然而，這些改革遭到保守派的反對，最終未能實現。

辛亥革命則象徵清朝的滅亡，並建立了中華民國。這一事件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變革體現在對專制制度的反對，並強調個人權利和平等。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提出了三民主義，分為國民黨、民主和民生三大原則。這一思想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並影響了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

國共內戰將中國分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陣營，分別代表著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國共內戰的結果將對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產生深遠的影響。國共內戰結束後，中國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體制。這一制度的實行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產生了重大變革，包括土地改革、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

中國自洋務運動以來經歷了許多的思想及社會制度的演變。從對西方現代化的嘗試到辛亥革命的建國，再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實行，這一過程反映了中國社會的動盪和變革。這些事件不僅塑造了當代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結構，還影響了全球政治格局。這些演變的根本原因和後果值得我們深入思考，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的現代化歷程。



引用：

• [1]曾國藩《復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0。
• [2]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孫文
•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3頁。
• [4]曾國藩《復左季高》，《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20。
• [5]《賢良寺·李鴻章》
• [6]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 [7]《上清帝第六書》，康有為
• [8]余一：《民族主義論》，《浙江潮》第3期
• [9]章開沅、羅福惠、嚴昌洪主編：《辛亥革命史資料新編》第1冊，第25頁
• [10]《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
• [11]《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 [12]《中華民國憲法》，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
• [13]中華民國大總統孫文宣言書，孫文
• [14]中國共產黨綱領
• [15]中國共產黨綱領
• [16]中國共產黨綱領
• [17]劉少奇談學習黨史
• [18]解放日報
• [19]〈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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