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變形記》

奧托·德拉布雷

我們都見過那樣的早晨——重壓於胸，身體沉於無形的重力，意識與皮膚的接縫處似乎出現裂隙。格里高爾·薩姆沙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巨大的甲蟲。這個場景過於突兀，以至於不容遲疑地探問：「這究竟是夢境，抑或現實的變異？」而當我們讀完卡夫卡的《變形記》，才會恍然意識到：這個問題，無關緊要。變形既已發生，那麼問題的核心便不在於其「是否可能」，而是「變形如何影響存在本身？」

卡夫卡筆下的變形，並非魔幻奇蹟，而是赤裸現實的鋪展。這場荒誕不經的變形，沒有神話的神聖性，也缺乏超自然的理由支持，它發生得如此自然而然，甚至無需解釋——因為它原本就不需要解釋。人類總試圖透過意義構築世界，將未知的現象歸納至熟悉的框架。但在卡夫卡的世界裡，邏輯的網絡破碎，變形即變形，本質即荒謬，世界自有其殘酷的內在規律，而非人類認知可以輕易觸及的真理。

一、存在的異化：生產機器與家族秩序的斷裂

格里高爾的變形，無疑是一場異化（Entfremdung）。但這種異化並非始於變形，而是在變形發生前已悄然展開。縱觀全書，變形前的格里高爾與變形後的格里高爾，唯一改變的，是他「不能再工作」這一事實。換句話說，他的價值，僅僅建立於「生產力」之上，而非「個體存在」本身。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導致的四種異化：人與自身的異化、人與勞動的異化、人與他人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而格里高爾的悲劇，正是這四種異化的集中體現。在變形之前，他是一個過勞的推銷員，將自己的人生獻祭於機械性的勞動，以養活家庭。然而，當他失去勞動能力，他便立刻成為家庭的負擔，遭到逐步遺棄。他對家庭的貢獻，在他喪失「經濟價值」後，變成一紙過期的契約，不再為人提及。他並未因變形而變得異類，而是因為他的無用性而被排除於「人類」範疇之外。

家庭作為社會的最小單位，原本應是愛與關懷的堡壘，然而在《變形記》中，它更像是一個微縮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格里高爾的父母和妹妹最初仍對他抱有憐憫，但當現實的壓力逼迫家庭成員重新適應勞動市場時，對他的同情也迅速消退。他變成了家庭的拖累，被遺忘於房間一隅，從一個賺錢的「人」退化為僅占據空間的「東西」。甚至連他的死，都像是一次必要的清理：「他死了，現在我們可以好好生活了。」家庭成員在他的屍體被清除後，迅速計劃起新的生活，如同他從未存在。

這正是異化的終極狀態：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手段，當這個手段失去作用時，他的存在便喪失了一切意義。

二、蟲的隱喻：從中世紀惡魔學到現代社會排除機制

格里高爾變成的「甲蟲」（Ungeziefer），其德文原意帶著「骯髒、應被驅除的生物」之意。這一點不禁讓人聯想到歷史上被污名化的族群——猶太人、窮人、社會邊緣人。這並非偶然，因為卡夫卡本身便出身於奧匈帝國時期的布拉格猶太人家庭，他的一生都處於文化、階級、身份的夾縫之中。

在中世紀，甲蟲、鼠疫、蝗災經常被視為「上帝的懲罰」，是一種與「罪」相連的象徵。而在納粹時期，德國的宣傳機器將猶太人比喻為「害蟲」，為種族滅絕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當性。回望當代，這種「生物學式的去人化」仍在不斷上演，無論是對於移民、底層勞動者、精神病患者、性少數族群，社會仍然習慣於將某些人定義為「異類」，將他們逐出「人類共同體」。格里高爾的悲劇，便是這種去人化機制的極端版本——當一個人被視為「不再是人」時，他的價值與生命便無足輕重。

三、沉默的終局：消亡，或是自由？

當格里高爾的生命在寂靜中終結時，他沒有抗爭，沒有怒吼，甚至沒有留下遺言。他以一種極度安靜、被動的方式接受了自己的死亡，彷彿他早已內化了世界對他的判決。這種沉默，既是絕望的象徵，也是一種反抗的姿態——當世界要求他為自己的無用性而懊悔、懇求饒恕時，他選擇了無聲的退出。他的死亡，或許也是最後的自由，因為只有死亡，能讓他脫離這場不屬於自己的鬧劇。
當代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曾說：「他人即地獄。」《變形記》或許正是這句話的極致演繹：真正的變形，不在於格里高爾的身體，而在於他人的視線——他人在看待他的方式，才是決定他命運的真正力量。當人們拒絕將他視作人時，他便已死去，而他的蟲形之軀，只不過是這一結論的視覺化象徵罷了。

四、當我們看見「蟲」時，我們究竟看見了什麼？

當我們凝視格里高爾的甲蟲軀體時，我們是否也在某種程度上「凝視著自己？」這不僅是一個關於異化的故事，更是對社會秩序的深刻提問。當世界要求人們按照生產力與社會價值排序時，我們是否也曾將他人視為「不再是人」的存在？

卡夫卡的世界，殘酷而真實，因為它映照的並非奇幻，而是我們早已習以為常的現實。人們總是相信自己是獨立的個體，但當某一天，自己失去價值、失去被社會認可的資格時，或許便會發現，原來自己也不過是社會機制中的另一隻甲蟲罷了。重新檢視自己看待他人的方式，才有重新檢視看待自己的方式。